说常识梁启超(梁启超是哪个时候的人？)

大家好,今天小编来为大家解答以下的问题，关于说常识梁启超，梁启超是哪个时候的人？这个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本文目录

1. 关于梁启超的小故事及评价？
2. 梁启超是怎样教育子女的？
3. 梁启超是哪个时候的人？
4. 梁启超是如何评价孔子的？
5. 如何全面客观评价康有为、梁启超？

关于梁启超的小故事及评价？

敢于“师敌长技”

1899年冬，梁启超漫步东京上野。适逢日本军营新兵入伍、老兵退役交替之际，亲友迎送，“满街红白之标帜相接。”而最震撼其心魄的，还是其间为入营者题写的标语──“祈战死”。

梁启超感慨系之：“中国历代诗歌皆言从军苦，日本之诗歌无不言从军乐。”当时日本的报刊上，为配合军事行动，曾广泛开展了有奖征集歌词的活动，这当然是为其对外扩张作宣传的。所以，对这一代晚清志士而言，接触日本军歌必定是痛苦的阅读经验，而可贵处，在于他们的“师敌长技”的坚忍不拔。梁启超的学生蔡锷不仅全篇抄录了由王韬翻译的德国的《祖国歌》，而且标举日本音乐教育情况以为示范：

日本自维新以来，一切音乐，皆模法泰西，而唱歌则为学校功课之一。然即非军歌军乐，亦莫不含有爱国尚武之意。听闻之余，自可奋发精神于不知不觉之中。

此论为黄遵宪所见，深受启发，因此决心补阙，当即作《军歌》二十四章。梁启超初时只得其中的“出军歌”四章，已大为兴奋，迫不及待地刊发于同年11月问世的《新小说》创刊号上。

1905年，横滨大同学校学生欲演出新剧，请梁操笔。梁为撰《班定远平西域》六幕，其中第五幕《军谈》，几成军歌演唱会。剧中汉朝士兵唱过广东《龙舟歌》的新词，又搬来军乐队，高唱《从军乐》。作词与唱歌者的目的都很明确，即“提倡尚武精神”。《从军乐》全篇十二章，可与黄遵宪的《军歌》媲美。末章歌词如下：

从军乐，告国民：世界上，国并立，竞生存。献身护国谁无份？好男儿，莫退让，发愿做军人。

从军乐，乐凯旋。华灯张，彩胜结，国旗悬。国门十里欢迎宴。天自长，地自久，中国万斯年。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与黄遵宪所作歌词中，都含有“爷娘妻子走相送”的描写，且都置于相当突出的地位。梁作表述：“从军乐，初进营。排乐队，唱万岁，送我行。父娘慷慨申严命：弧矢悬，四方志，今日慰生平。”

不过，与杜甫《兵车行》中“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的悲痛欲绝截然不同，父母妻子都是以“从军乐”、“沙场死”的豪壮语相激劝。很清楚，这本是基于对日本军人送行情景的记忆。

晚清志士正是企望确立为国战死的军队意识，使中国在强敌环伺、弱肉强食的危境中，得以发愤图强，反败为胜。

康梁家教之别

在梁启超家中，能集中出现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庄、梁思礼如此众多的知名学者，则梁启超在子女身上花费的心思之多也可想而知了。加以梁氏看重感情生活，更显得情长儿女。

下列事例或许最能表露梁启超与康有为这两位近代史上重要人物的性格差异。梁启超曾希望二女儿思庄学生物。作此建议，在梁氏是经过缜密思量的。其中有家庭的考虑，“弟兄姊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也有学术的考虑，梁认为，生物学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小而言之，对女孩子来说，它是“极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因而“极为合宜”，且“容易有新发明”；大而言之，“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男子也很少）”，故鼓励女儿“做一个‘先登者’”。但如此周到的安排，只为思庄的缺乏兴趣与苦恼不安而最终放弃。梁启超反加以肯定：“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而要思庄以“自己体察作主”，“不必泥定爹爹的话”。正是由于梁氏能够体贴个人性情之不同，尊重孩子们的选择，梁思庄日后才能成为有成就的图书馆学家。

与之适成对照的，则有康有为弟子卢湘文写的《万木草堂忆旧》中的记述。卢氏以资深教育家的体验，对康氏戊戌以前改革幼学、拟新编蒙学书的计划评论说：“盖先生天分太高，视事太易，不能为低能儿童之设想。”其编书之悬的过高、不切实际，注定在教学实践中无法应用。这自然与康所教万木草堂生徒“皆一时之秀”有关，故不知中人以下者读书的甘苦。他曾把女儿康同复送到卢处受教，并言：“此女甚钝，幼时尝教以数目字，至数遍尚不能记，余即厌恶之。”（《妇孺韵语》）以康氏眼界之高，便只能教天才而不能教常儿。

两相比照，我们也可以体味康有为的强悍与梁启超的平易，从作文到做人，均一以贯之。由此更推进一步，二人治学以及思想历程之不同，也约略可见。康氏自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梁氏则“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而康之抱定宗旨、不再转移与梁之与时推进、久领 *** ，便从此分途。

《和文汉读法》

在晚清“借途日本，学习西方”的热潮中，一本被视为日文速成教材的小书──《和文汉读法》曾流行一时。直到1934年周作人写作以此书名为题的随笔时，还对这本出版于三十多年前的语言读物念念不忘，称“其影响极大，一方面鼓励人学日文，一方面也要使人误会，把日本语看得太容易”，并且说，“这两种情形到现在还留存着”（《苦竹杂记·和文汉读法》）。周氏乃过来人，其言亦真实可信。

至于此书的作者，当年本是人所共知，周作人即根据记忆，写明为“梁任公著”。任公即梁启超，他有一段自述足以作证。先是梁氏在《新民丛报》第9号（1902年6月）刊出《东籍月旦》，言及读日文有“简便之法”，习得此法，则“慧者一旬，鲁者两月，无不可以手一卷而味津津矣”。这种“专学读书”的妙方，正投合晚清大量从日文转译西学书籍的特殊需要，自然极具诱惑力。于是，一读者来信询问究竟，而引发梁启超的对答：真通东文，固非易易。至读东书能自索解，则殊不难。鄙人初徂东时，从同学罗君学读东籍。罗君为简法相指授。其后续有自故乡来者，复以此相质，则为草《和文汉读法》以语之。此己亥夏五六月间事也。其书仅以一日夜之力成之，漏略草率殊多，且其时不解日本文法，讹伪可笑者尤不少，惟以示一二亲友，不敢问世也。后鄙人西游，学生诸君竟以灾梨枣，今数重版矣，而一复读，尚觉汗颜。

尽管《和文汉读法》当年曾是畅销书，到周作人撰文的三十年代也成了过眼烟云，等到九十年代我来搜访时，这一本百年前的小书初版本更是芳踪难觅。

最早的刊本虽然寻访不到，相关的出版资料倒有所发现。在《清议报》第64册（1900年11月）的广告部分，首次刊登了《和文汉读法告白》，全文如下：

此书指示读日本文之法，简要明白，学者不费数日之功，便可读日本文之书籍。寓东人士深知其益，故特印行公世。兹由本馆代售，每册定实价银两毫，不折不扣。外埠邮费照加。上海寄售：抛球场扫叶山房书坊。

据此可得出几点认识：一，《和文汉读法》的首版应刊行于1900年，其时，梁启超正出游夏威夷与澳洲。二，此书系在日本印刷，很可能是由清议报社承印。三，刊成后亦转入国内，以上海为集散地。四，书价标明为银两毫。梁氏这本小书的盛行一时，充分体现了晚清知识界对求取新知的渴望。当年由梁启超编写《和文汉读法》，以及由此生发出的一则传言──谓梁在檀香山时，“尝从何惠珍女士习英文数月，东归后乃倡言已深得习读英文秘诀，特条举所读英文法初阶前项十余类，编著英文汉读法一小册，以惠初学。谓凡读此书者，不数月即可翻译英文书籍。”（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王宠惠轶事》）──也表现出梁氏喜谈治学方法与热心启蒙的独特心态。其实，梁启超对此早有自嘲妙语：“我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读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见其不为误人。”（《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节）然而，这正是任公先生的可爱处。

梁氏与德富苏峰

《饮冰室自由书》中一篇《烟士披里纯》曾引起一桩“剿袭公案”。

对梁启超的“新文体”影响最大的日本文学家，首推德富苏峰。两人的文风以及在舆论界的地位有许多相似之处，以致1917年德富苏峰来中国时，一位接待他的中方官员还对他提起：“你是日本的梁启超，而梁启超是中国的德富苏峰，这是我等同人间的评价。”

德富苏峰明治年间出版的“国民丛书”，不仅风行日本，而且在留东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冯自由称，“凡涉足彼都之留学生，亦少有不读过苏峰著之国民小丛书也。”无怪乎德富氏来华，曹汝霖、张继都对他说，留学日本时，他们是“‘国民丛书’的爱读者”。梁启超1899年底在去夏威夷的轮船上，也曾阅读“国民丛书”数种，并因此萌发“文界革命”的思想。

爱读的原因，从文体方面看，中、日两国读者却有颇大的出入。对于初通日文门径的中国人来说，德富苏峰文章的“汉文调”提供了阅读的特殊便利。而对于日本人来说，德富苏峰最为人称道处，恰在于他使用了新兴的欧文直译本。无论从何种角度赞赏德富苏峰之文，其汉文调、欧文脉的文体确乎对晚清中国文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并经由梁启超成功的模仿与融合，化生为“新文体”，风靡全国。

由于《饮冰室自由书》所取的自由随意形式（顺便提一下，这种杂文形式的出现也得益于德富苏峰的“国民丛书”），“或发论，或讲学，或记事，或抄书”，作者并不避讳其中有剿袭的成分。不过，处理方式也有不同。注明为德富苏峰所作的译文有三篇：《无名之英雄》、《无欲与多欲》与《机埃的格言》，而那篇《烟士披里纯》则属于经过删改后据为己有一类。

“烟士披里纯”即英文inspiration（灵感）的音译。1901年12月，此文在《清议报》第99册刊出后，当时似未受到攻击。直到1903年，因《新民丛报》第26号（1903年2月）《丛报之进步》一文评议各报刊时，对《大陆报》也有批评，才招致其猛烈回击。该刊第6期（1903年5月）《敬告中国之新民》即指责梁启超“拾德富苏峰第一二唾余，以实《自由书》”；而同期署名“新民之旧友”的《与〈新民丛报〉总撰述书》及《大陆报》主笔的文本附言，则对梁启超进行了更尖刻的嘲讽，称其大量剽窃德富苏峰之文，“不过为新闻记者中之一乞儿、一行窃者而已”。

其实，剿袭的行为在当时并不罕见，如邹容的《革命军》中，便有许多文字出自谭嗣同、梁启超、《国民报》等处（见隗瀛涛、李民《邹容传论》）。在新思想、新知识竞相输入的晚清，知识界往往以风气之先为荣，一有新说，人争传述，并没有今日“知识私有”、“版权所有”的观念。这也是一个以普及为主的时代的特征之一吧。在梁启超，读德富苏峰文章，未尝没有一种“先得我心”的感觉，以致把德富氏的思想当作了自己的思想。

梁启超是怎样教育子女的？

包括以下方面：

其一，梁启超洋溢着深沉的父爱，践行了“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的原则。他一生奔忙于国事，日理万机，却为儿女们的成长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自称是“最富于感情的人”，而对于孩子们的感情“十二分热烈”。他重视与子女沟通，写给海外留学子女的数百封家书充满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大到人生道路、婚姻家庭，小到衣食消费、作息养身，均耐心开导，润物无声。他是儿女们的良师益友，但又如信中所说：“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困苦危险中把人格能磨炼出来。”因而，他一旦发现子女有学习、生活上的问题，就及时引导、帮助。

其二，梁启超尊重儿女的个性和专业爱好，为之提供了自由发展的空间。梁家子女的性格和专长各不相同，而梁启超总是循循善诱、彰显其长。梁启超尊重儿子的兴趣、特长，赞成梁思成研究古代建筑史，梁思忠学习军事，投身于政治。鉴于思成、思永侧重于人文学科，他希望思庄以下的子女学习自然科学，但事实上仅有梁思礼后来承父志，成为火箭专家。因客观条件和个人兴趣，梁思庄没有按照父亲的设想学习生物学或化学，却在其支持下选择了图书馆专业。梁启超自称信仰“趣味主义”，这也是他指导儿女学业的重要原则。

其三，重视“磨炼人格”教育。梁启超推崇曾国藩的家教，反复告诫孩子们“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要“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他认为，在困难中保持“寒士家风”，即是“自立之道”。不仅如此，他还强调要在舒服的环境中养成“寒士家风”，教导做领事夫人的梁思顺：你们“都是寒士家风出身，总不要坏自己家门本色，才能给孩子以磨炼人格的机会”。对于梁思忠不愿舒舒服服地读书而想回国参军，他指出：“一个人若是在舒服的环境中会消磨志气，那么在困苦懊丧的环境中也一定会消磨志气。”要求思忠“随遇而安”地学些军事本领再回来。

“磨炼人格”尤其落实于学业上陶冶韧性，不求功利。梁启超汲取朱熹、曾国藩的治学心得，主张“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而治学的过程，“譬如熬肉”，不能急于求成。他开导学业上有些急躁的思成：“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寄望思成的学业有一个“慢火炖”的过程。

其四，以爱国为立身之本，珍视和阐扬中国文化。梁启超一生多变、善变，而爱国之心不改，这种理念也贯穿于家教之中。他在世时言传身教，做梁家“兄弟姊妹的模范”。其后，《饮冰室合集》仍是梁家子女的精神食粮。梁思礼等人一再提到受父亲作品的爱国思想感染。事实上，抗战期间，梁思顺拒绝出任伪职，梁思成夫妇不畏艰苦和病魔，放弃去国外工作的机会，梁思礼学成归国，均表现了深厚的爱国情怀，也与父亲的思想熏陶不无关系。

梁启超珍视祖国文化，以至被视为东方文化派的代表。梁家子女虽然留学海外，却热爱中国文化，钻研国学。梁思成在父亲的指导下，民国初年开始读“四书”，留学美国时还研读了李诫的《营造法式》等书，从而奠定了较好的国学基础。梁思成、梁思永等人从不同方面阐发中国文化，契合了近代以来的爱国主义旋律。

其五，注意追随时代潮流，更新知识结构。梁启超是与时俱进的思想家、学术大师，重视汲取新知新理。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他千方百计地让儿女们经受最前沿的学术训练，规划年长的儿女留学美国，较小的留学欧洲或日本。他关心儿女的学业，也为其进入国内学术前沿寻找契机。因梁启超早逝，梁家较小子女的留学计划未能完全如愿，但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成为国内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又显然跟留学美国分不开。对于不从事学术研究的儿女、女婿，梁启超仍然叮嘱其汲取新知，比如要求做领事的女婿周希哲，“将国际法重新研究一番”，“要跟着潮流求自己职务上的新智识”。这些均体现了梁氏家教的远见卓识。

这些家教内容在一些家庭或多或少地存在，但未必像梁启超那样言传身教，完备无遗，而且贯穿始终。因之，重温梁氏的家教、家学，对于当代中国人仍然不乏启示意义。

梁启超是哪个时候的人？

梁启超是清朝光绪年间举人。梁启超回广东新会人，好饮冰室主人。与其师康有为同为戊戌变法首领。公车上书后，先后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光绪24年入京，参与百日维新，失败后逃亡，持立宪保皇立场。辛亥革命后出拥护袁世凯后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曾出任段祺瑞 *** 财务总长

梁启超是如何评价孔子的？

（一）梁启超认为孔子人格思想是儒学的核心

“中国的学问……与其说是知识的学问，毋宁说是行为的学问。儒家哲学，范围广博。概括说起来，其用功所在，可以《论语》‘修己安人’一语括之。

其学问最高目的，可以《庄子》‘内圣外王’一语括之。做修己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内圣；做安人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外王……

《论语》说‘修己以安人’，加上一个‘以’字，正是将外王学问纳入内圣之中，一切以各人的自己为出发点。以现在语解释之，即专注重如何养成健全人格。

人格锻炼到精纯，便是内圣；人格扩大到普遍，便是外王。儒家千言万语，各种法门，都不外归结到这一点。”

因此我们评价梁启超的儒家哲学观：“梁启超认为儒家舍人生哲学外无学问，舍人格主义外无人生哲学。

（二）梁启超认为学是人格养成基本方法

梁启超认为人格的养成是靠学，而学又分为两个门径，一是内发，二是外助。归根结底，内发对人格的养成起着决定的作用。

（三）梁启超认为孔子用“仁”和“君子”表示所谓的人格

“仁”是代表人格抽象的名；“君子”是代表人格具体的名。

同时，梁启超还提出了研究君子标准的方法：

“最好是先将《易经》六十四条的卦、象、传‘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以……’‘君子以……’都录下来，再将《论语》所说的君子全数录出，再将《礼记》及他书引孔子讲君子的话，简择录出，然后分类排比，列为纲目，或者可以求出个总标准来。”

四）梁启超将平等主义的色彩作为孔子人格思想的特征

梁启超认为：

“孔子讲的人格标准，凡是人都要遵守的，并不因地位的高下生出义务的轻重来。

如何全面客观评价康有为、梁启超？

谢谢悟空邀请。

康有为，一个想当“圣人”的狂热知识分子，一个热衷于政治投机的文人，但是他也是一位狂热的爱国主义分子，一位想改变中国但志大才疏的改革家。

这两者并不矛盾。

他的公车上书虽不免有政治投机的嫌疑，但是的确是对国家的热诚促使的。

那时，他30岁，一个书生，没有背景，没有官爵，没有功名，按照清朝的制度，他没有资格上书皇帝，更没有资格过问国家大事。

而且搞出这么大的动静，的确可以捞取海量的政治资本，但是前提是你还能活着。要知道，这是清朝，一个黑暗腐朽的封建王朝，一个大搞文字狱的封建王朝，一介书生，没有背景、爵位、官位、功名，清朝弄死他就是一句话的事。但是，他依然上书朝廷，就凭这一点，不愧为一位爱国人士。

他精心制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不仅仅是为了宣扬自己叛逆的学说，也是为了摧毁中国封建文化的保守势力，为变法开辟道路。

而戊戌变法最重要的发起人也是他。

戊戌变法是一个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革新运动，是一个要求国家民族独立自主的运动，第一次明确地要求通过改革的道路建立资本主义国家。

它是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全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有很大的进步作用的。

他的爱国行为与革新活动，在那个时间段代表了中国人前进的步伐，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的确私德有亏，后来也的确成为铁杆保皇派，但是我们绝不因为他后来违背历史前进的曲折道路而忘记他前期的卓越贡献。

保皇派无所谓，我特看不惯他的最大原因就是他一方面提倡一夫一妻制，另一方面却到处娶老婆，单正娶的老婆就有六位：大夫人张云珠，43岁续娶18岁的梁随觉；50岁时续娶17岁华侨何旃理；56岁时续娶17岁的日本女佣市冈鹤子；58岁时续娶17岁的廖定徵并育一女；62岁时续娶19岁的张光。

的确非常过分。

康有为从来就不是圣人，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为中国做出的贡献。

毕竟人无完人，不能由于他的缺点和错误而否认他的优点和贡献，这就是我们对待前人、对待历史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至于梁启超

这是一个更复杂的人。

但是毫无疑问，梁启超是一位比康有为更纯粹的爱国者、思想者和启蒙家。

1900年，义和团运动导致八国联军侵华。随着《辛丑条约》签订后，梁启超慢慢意识到了满清 *** 已经腐朽落后到无药可救。

这时候的梁启超毅然决然的从保皇派转向共和派，追求共和民主自由成为了他的目标。

1914年，袁世凯取消国会，进入独裁专制的统治，梁启超深感不满。

在袁世凯试图恢复帝制的时候，梁启超公开对袁世凯怒斥和宣战，发出了讨袁檄文。

袁世凯病死后，1917年，梁启超发现国家依然没有任何改变，感觉到国家要治理好，必须先开民智，开民智莫过于育人，于是果断地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开始教书育人。

在梁启超的精心培育下，他的后代出现了大批国家精英人才。

面对帝国主义的大肆入侵，封建主义的不作为，人民的麻木不仁，他创建的《新民说》，主张开民智、兴民权、育民德。虽然因为梁启超对中国国民性缺乏全面、辩证的认识,存在着揭露劣根性而忽视优良面的偏向,忽视了各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对国民性的决定性影响,因而也就不能找到正确的“新民”之路。但是齐贡献是不可忽视的。研究者们认为“《新民说》虽然存在缺点，但其进步意义却是主要的，一致肯定了它在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认为它是我国第一个系统地改造国民性的理论;《新民说》中对国民劣根性的揭露鞭辟入里,对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具有启蒙先导作用。”（引自百度，梁启超《新民说》读书笔记）

这是对梁启超最公正的评价。

他们为了中国曾经共同战斗过，但是也是因为中国而分道扬镳。相比之下，梁启超自始至终的爱着国家，但是康有为却到了晚年的时候自甘堕落，成为腐朽的旧官僚分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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