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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派文化常识(唐宋的文化)

各位老铁们好,相信很多人对唐宋派文化常识都不是特别的了解,因此呢,今天就来为大家分享下关于唐宋派文化常识以及唐宋的文化的问题知识,还望可以帮助大家,解决大家的一些困惑,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本文目录

  1. 唐宋八大家是几年级的知识?
  2. 苏轼词及词牌的文言常识?
  3. 游学古代文化常识?
  4. 与唐宋相比,明代文学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5. 有关苏轼的文学常识?

唐宋八大家是几年级的知识?

小学八年级的知识点

唐宋八大家分别为唐代柳宗元、韩愈和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位。

其中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三苏(苏轼、苏辙、苏洵)等四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王安石、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韩愈和柳宗元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苏轼词及词牌的文言常识?

苏轼词: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词牌文言常识:词牌,就是词的格式的名称。词的格式和律诗的格式不同:律诗只有四种格式,而词则总共有一千多个格式(这些格式称为词谱)。词,又称长短句。人们为了便于记忆和使用,所以给它们起了一些名字。这些名字就是词牌。有时候,因为它们是同一个格式的若干变体,几个格式合用一个词牌;有时候,因为各家叫名不同,同一个格式又有几个词牌。

游学古代文化常识?

“游学”一词在古籍中并不鲜见,最早出现“游学”二字的《史记·春申君列传》称:“游学博闻,盖谓其因游学所以能博闻也。”

《北史·樊深传》中也有“游学于汾晋间,习天文及算历之术”的记载。

在中国古代,喜欢远游的读书人还被称为“游士”,很多名人都有“游学”的经历。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即是古人追求的最高境界……

与唐宋相比,明代文学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明代文学在文学史上比较特殊,正统文坛的特色不鲜明,反而是在当时一些不是很受重视的文体在后世评价很高。

古典文学如果做一个大致的分类,明代比较有特色的是主流文体的“诗文”、游戏文体的“词”以及通俗文学的小说、戏曲。

它们与唐宋时期相比,都有非常明显的差别。

“诗文”的拟古风气和小品文的光辉

明代主流文坛最大的特色就是“模拟”,对于先秦两汉和盛唐文学非常崇拜,以至于出现了非常多的流派都已拟古著称。

比如著名的青丘子高启,他就以拟古著称,并且是当时甚至是有明一代在诗歌拟古上最为出色的诗人。

其他流派都有模仿的对象,或两汉、或魏晋、或盛唐、或六朝,在山水、田园等等流派上也比较固定,而这个高启却是对于各个时代、各个流派的诗歌都非常擅长模仿,创作出了的诗歌有着那个时代的神韵。

但可惜的是,他的优点也同样是其缺陷。这样一位才学华茂的诗人,因为去世太早,并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以至于在诗坛地位并不高。

其他的诸如明朝的“前七子”与“后七子”,在拟古一途上虽然热衷,但质量实在不高,斧凿拘泥,刻意的痕迹非常明显。

他们更是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在文坛上掀起了一股持续了非常久的复古风潮。

而与之唱对台戏的也大有人在,那就是以茅坤、归有光、唐顺之等为首的“唐宋派”。

这些人公开反对前后七子的“文必秦汉”的观点,虽然认可先秦两汉文章的价值,但对于唐宋的文章更为推崇。

从实际来看,归有光等人反对的不是文章的朝代,而是前后七子提倡的只注重模拟风格而使得文章缺乏思想的弊病。

但是,唐宋派从拟秦汉变为拟唐宋,其实也没有脱离拟古的窠臼。

这也与当时的社会现状有关,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何景明以及后七子的首领李攀龙、王世贞都是文坛执牛耳者,其影响力极大,唐宋派并不足以与之抗衡。

然而,更需要看到的是,明朝为何会兴起拟古的风潮?

这就与文脉传承有关了、先秦两汉古文极为质朴,而魏晋玄学兴盛、六朝绮糜文风。到了唐代韩流古文运动之后才有了转变。,之后传承都较为稳定。

但是,明朝之前的元朝,文脉其实是中断的,很多传统与风气都中断了近一个世纪之久。因为文人地位的低下,为了谋生不得不转而写作通俗文学,比如传奇、戏曲、杂剧等等作品。

这就使得正统文坛主角的“诗文”风气没落,几乎没有大家。

那么,明代重续文脉,必然有一个学习的过程,这就是有明一代拟古盛行的根本原因。

也就是说,不是这些文人没有自己的思想,而是时代的客观原因使得他们不得不走向拟古的道路,其实这批人的学识还是很了不起的。

值得一提的是,晚明时期在“散文领域”里出现了一种小品文,虽然在当时并没有称为主流,但却是后世最为推崇的作品。

著名作家比如张岱、袁宏道、叶绍袁等等,或以日记形式、或以随笔形式记录个人生活、情感,比较有灵动性。

而这种文体最大的价值就是创作者都是传统的文人,有着士大夫的情节,所以他们的生活经历以及情感变化的来源多是社会现实,这就使得他们的文字有了反映社会的功用。

比如张岱《湖心亭看雪》,被很多版教科书收入到了课本之中,很多人都熟悉。

这篇文章创作于明亡之后,是一篇追忆的山水小品,开篇就是“崇祯五年十二月”。

如果知道这篇作品是收入了《陶庵梦忆》之中,就会联想到张岱的自序:

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今当黍熟黄粱,车旅蚁穴,当做如何消受?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

当可明白这些传统士大夫在亡国之后的心绪变化。

再比如叶绍袁的《甲行日注》,其中记载了其出家为僧的过程,并且交代,如果明朝复国有望,那么亲人还有团聚之日;否则就是永无相见之日了。

可以说写得非常悲戚,但也可以反映当时一些有着很高社会声望的学者在面对清廷征召之时的选择,遁入空门也不愿出仕新朝。

这些文字因为其生动感人,充满着鲜活的个人气息,有着非常明显的个人色彩,所以对比于之前的前后七子、唐宋派等都更有传播力。

因为其在客观上反映了社会状况,所以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透过这些作品的个人情感,可以很好地探究到当时文人对于家国之变的心绪。

所以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说其如匕首、如投枪,有着惊人的战斗力和生命力。

明词“淫哇”和通俗小说的崛起

抛开正统文坛的“诗文”,明代的词作其实并不好,有着“淫哇”的评价,可以说是非常低质的。

这也难怪,词这一文体起源有很多种说法,六朝说、初唐说、盛唐说、五代说等等争论,莫衷一是。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文体在两宋得到了较好的发展。

然而可惜的是,两宋之际的“词”就像一朵莲花,还没有完全绽放的时候,就被元朝不重文化的风气所摧毁,一时间除了元好问等人之外,鲜有优秀的词作者,这种文体也沉寂了近百年。

“词”真正的成熟其实要算到清朝,所以清词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这就不难看出,明代的词其实是隔着百余年文脉的中断,向唐宋学习。接续文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词本身又是游戏娱乐的文体,多用于宴饮欢谑以及歌栏瓦肆,所以在承继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要捡起这样的风格。

这就是明词“淫哇”的根由了。

即创作上本身就非常生疏,缺乏传承,又放大了词体自身原本的功用。

所以有明一代的词几乎没有大家,但也偶有优秀作品。比如后来被放在了《三国演义》卷首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就是明代杨慎的作品。

但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元代有非常多的文人从事通俗文学的创作,以至于明代社会里,民间的通俗文学基础非常好,受众极广,正好符合了通俗作品逐利的性质。

于是,有非常多的小说、戏曲问世。

可以和唐代传奇对比一下,比如元稹《莺莺传》中的语言就非常典雅华丽,根本不想是民间通俗作品的风格。

崔之出人者,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艳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异时独夜操琴,愁弄凄恻,张窃听之,求之,则终不复鼓矣。

这是《莺莺传》中的一段文字,可以看到非常的工整,在后世通俗小说中极为罕见。

而虽然明代有很多题材、故事都是来自于唐传奇、宋话本,但其风格更为市井。创作者在创作之初就以迎合大众口味为目的,作品中有很多生活气息。

这种文学样式是在明代才出现的,之前的元代只是戏曲、杂剧的兴盛,影响力还不是特别深远。直到了明朝,通俗文学得到了非常有利的发展环境,这也和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关,更追求精神文明的熏陶。

所以说,明代文学与唐宋等朝代相比,在正统的“诗文”领域其实是远远不如的,几乎没有能兴起一代文风的大家;而词的创作也不如前面的两宋和之后的清朝,地位也非常尴尬。

但是在通俗文学的领域和一些较为具有私人化的短小散文中,它的价值是其他朝代无可比拟的。

未来在黑夜隐匿,于此静待晓光。我是待晓儿,专注于文化的科普与解读,欢迎关注与交流。

有关苏轼的文学常识?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

汉族,眉州(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词人、诗人,美食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词人代表。

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名列“苏、黄、米、蔡”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其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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