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修史的原则(中国古代修史的原则)

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古代修史的原则，以及中国古代修史的原则对应的知识点，文章可能有点长，但是希望大家可以阅读完，增长自己的知识，最重要的是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可以解决了您的问题，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本文目录

1. 从结绳、刻契到文字记载，我国古代的“档案工作”是如何发展的？
2. 有人说唐太宗之后的古代正史都不可信，这是为什么？李世民是怎么篡改历史的？
3. 史学家司马光对北宋王朝的发展有何影响？
4. 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为什么叫“春秋”？
5. 从北宋到清代判断正统王朝的理由是什么？

从结绳、刻契到文字记载，我国古代的“档案工作”是如何发展的？

我国古代各朝代利用档案修史的成果及各自特点如下文：

易代修史，即新兴王朝为已灭亡的前朝纂修史书，所谓“兴朝而修胜国史”，是中国古代社会流传千古、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传统。

追溯源流，易代修史是史学发展的产物，是史书体裁、体例不断完善以适应时代变化和封建王朝统治需求的反映。就确保信史流传的原则而言，易代修史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时间与空间的冷却、沉淀、隔离作用，给史家提供了冷静分析和客观评判的平台，有益于把握历史的本质和真相。同时，易代修史代代相传，连绵不断，为中华民族传承文明、保存文化遗产、维护和发展民族团结统一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修前朝之史

易代修史，是随着史学的发展，史书体裁、体例的不断完善而逐渐出现并被沿用为惯例的。“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治史，早在先秦时期，先民就已经产生了自觉记录史事的意识和观念，并逐步形成早期的记史制度和原则。秦朝的灭亡激发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思潮，也促动着史家在易代之后，以修史的形式进行更深刻的思考。西汉时期，太史公司马迁鉴于秦汉以来的社会巨变，发凡起例，将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等五种体例融合在一起，创造了纪传体通史的恢弘巨著——《史记》，五体结合，包罗万象，载述了社会历史的丰富内容，勾勒出波澜壮阔的宏大历史画面，从而以纪传体的格局奠定了后世王朝史的基本规模，“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

到东汉时期，博学多识的班固根据封建王朝的特殊需要，改通史为断代，以纪传体王朝史的形式，载述一朝一代帝王将相、朝章国故、政令民情、对外交往、民族物产等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这种断代史体例，适应了封建王朝周期性更迭的历史需要，后世遂大为尊崇并沿用不衰。

修前朝史之所以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除了发挥历史的鉴戒功能、寻找治乱兴衰的枢机，以巩固王朝统治的政治需要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易代修史也是借以说明新王朝继统合法性的必要手段。为此，历代统治者都把修前朝史作为朝政大事来抓。到唐代，易代修史已经逐渐发展为封建王朝代代遵循的惯例。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史馆修史制度正式确立。

从此之后，封建王朝的易代修史事业有了制度上的保障，每当王朝鼎革之后，新兴王朝往往会开设史馆，招募史才，征集史料，斥资纂修前朝史书。

唐修晋史，五代修唐史，宋修五代史，元修宋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相沿不断。

信史流传的保障

从史书编纂的角度来看，易代修史有益于客观、真实地记述和评价历史，为信史流传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元代史学家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指出：“世隔而后其议公，事久而后其论定。故前代之史，必修于异代之君子，以其议公而其论定也。”大体而言，易代修史在客观上是符合史书修纂的实际要求的。史书是记述既往事实的载体，在时间、空间上与现实的政治有距离，也要求尽可能与现实的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方能不受其左右和影响。否则，史家耽于主观，易于徇情瞻私，善恶褒贬就难免有所局限，甚至会因避免触及时讳而违心曲笔，导致秽史流传。另外，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都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空间的凝固，否则，细节未全面伸展，矛盾无法充分展示，史家很难观察清楚，分析确切。

在历史进程尚未完全结束、历史活动还处于活跃状态之时，史事纷繁，千头万绪，令史家难于判断，如仓促修史，难免失于偏颇，甚至容易造成谬误。从这个意义上说，易代修史利用时间与空间的分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史事与现实政治的分离，用时间距离去冷却主观情绪造成的失误判断，用空间距离去避免现实政治的种种纷扰，以此确保历史记述能信而有征。

再者，梁启超曾说过，“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可言。”史书编纂的成败从某种意义上说取决于史料的多寡，很多材料，尤其是官方的文书档案在王朝统治能够维系之时，往往被视为机密，一般不会公诸于众。易代修史，则在一定范围内解决了史料难求的问题，前朝文书档案多半可以公开，新兴王朝修史，既可利用前朝留下的档案史料，也可以向民间广泛征求，扩大史料来源。可以说，易代修史是巧妙地发挥了时间与空间给史书修纂带来的有利条件，从而有益于保证史书内容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民族认同的纽带和桥梁

易代修史，不仅是封建王朝长期沿袭、经久不绝的惯例，而且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传统，应倍加珍视并予以继承。自唐以后，易代修史代代相循，硕果累累。正史，即二十四史的史书体系被视为历史文化遗产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部分，其中，易代修史的成果就有15部之多。这些凭借王朝之力纂成的史书多具有一代之史的特征，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社会发展不同时期的历史风貌，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史学文化遗产。

史书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历史记录，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具有连续历史记载的国家、中华文明之传承不绝，应该说，易代修史是根源和途径之一。并且，从某种意义上易代修史作为文化传统反映了民族文化的强大向心力和凝聚力，是各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产物。

就历史来看，不仅中原王朝重视为前朝修史，如唐朝统治者组织官员、学者纂修《隋书》、《晋书》、《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北史》等八部史书，五代组织纂修《旧唐书》，宋组织纂修《旧五代史》，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同样视纂修前朝史为朝政大事，如金灭辽后，曾两次主持纂修《辽史》，虽未刊布，却留下了宝贵的史学资源，元修《辽史》、《金史》、《宋史》，清修《明史》，等等。这些实例均表明，在各民族走向统一的进程之中，易代修史亦成为沟通和联系各民族文化的纽带和桥梁。进而，易代修史的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深入人心，“国可灭而史不可灭”，在王朝鼎革之际，不少史家秉承传承信史的历史责任感，凭借私人之力纂修史书，从而创造了与官修史书迥然有别的私家修史文化。明清之际，私家修史，蔚然成风，昭示出易代修史强大的文化感召力。

尊重、强调并传承易代修史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提倡纂修和研究当代史并无矛盾。应该承认，与易代修史相比，当代史的纂修与研究无疑需要更加认真负责、客观严谨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扎实稳健的史学修养，以及博古通今、高瞻远瞩的学术眼光。我们相信，二者的相互影响，相互推动，会促进中国史学向纵深处飞跃发展。

有人说唐太宗之后的古代正史都不可信，这是为什么？李世民是怎么篡改历史的？

我谈谈我的看法。

所谓“唐太宗之后的古代正史都不可信”，无非是说李世民改史。可是，查遍史料，也找不到李世民改史的证据，恰恰相反，李世民尊重史料、妥善记录和保存史料的记载倒是找到了不少。

一、史书只记载了李世民曾观看实录

根据《贞观政要》记载，在贞观十四年（640），李世民提出想看国史，李世民最初的意思应该是想看起居注，但是，最终商议的结果是，房玄龄等人编写了《高祖实录》和《今上实录》给李世民看。李世民看到玄武门之变时，发现记载“语多微隐”，于是下令“削去浮词，直书其事”。因此，李世民的指导意见是“直书其事”，意思是实事求是的写。不知道为什么到了某些人的眼里，这就成了李世民改史的证据了。

有人说，李世民给玄武门之变定了性，“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因此，其意图就是让史官按照这个思路篡改史书。

那么，李世民这话是对谁说的呢？房玄龄。而“周公诛管、蔡以安周”的提法，本身就是房玄龄最早提出来劝说李世民的，早在武德九年（626）玄武门之变前夕，房玄龄就对长孙无忌说，“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国”。因此，房玄龄武德九年（626）就提出的观点，还用的着李世民贞观十四年（640）再去教房玄龄本人？李世民在这里的意思很清楚，既然我们都认为玄武门之变是“行周公之事”，那何必隐晦？

应该说，李世民提出的“直书其事”的原则，得到了魏征的支持，魏征说：

臣闻人主位居尊极，无所忌惮。惟有国史，用为惩恶劝善，书不以实，后嗣何观？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辞，雅合至公之道。

二、李世民观看实录的时间

《资治通鉴》把李世民观看实录的时间记在了贞观十七年（643）七月，给了某些人发挥想象的空间，他们认为，这是李世民在经历了李承乾谋反事件以后，非常在乎自己的名声，于是想要看国史。

实际上，《资治通鉴》是把所有与此相关的事件全都附在了贞观十七年（643）七月，而贞观十七年（643）七月这个时间点，实际上是史官根据李世民“直书其事”的要求编写完毕后的最终成书事件，七月成书之后，李世民并没有再看，只是让褚遂良读给他听，而且读了一小段就不让读了，然后命令皇太子和诸王人手一部，京官三品以上的，可以自行抄录。据《唐会要》记载：

贞观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司空房元龄、给事中许敬宗、著作郎敬播等，上所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太宗遣谏议大夫褚遂良读之。前始读太宗初生祥瑞，遂感动流涕曰：“朕于今日，富有四海，追思膝下，不可复得。”因悲不自止，命收卷，仍遣编之秘阁，并赐皇太子及诸王各一部，京官三品以上欲写者亦听。

因此，李世民提出“直书其事”要求的时间点，必然不在贞观十七年（643）七月，而是在贞观十七年（643）正月魏征去世以前，大致应在贞观十五年和十六年之间，那时候李承乾还没造反呢。

三、李世民观看实录是否违规

我看到不少人说，李世民观看实录，违反了帝王不能观看国史的惯例。果真如此吗？

（一）自春秋时期开始，国君甚至贵族大臣就可以观看史书

春秋时期，晋国的执政大夫赵盾不就看过史书吗？看到“赵盾弑君”的记载以后，还和太史董狐进行了争论。齐国的权臣崔杼也看过史书，看到“崔杼弑君”的记载以后，还把太史给杀了。

西汉的汉武帝也看过史书呀，他看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据《三国志》王肃传记载：

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两纪有录无书。

可见，所谓开了观看史书的历史先河的人，无论如何找不到李世民，得从春秋时期找起。

（二）李世民是否违规

李世民是否不能观看史书呢？很显然是能看的，要不然，历代帝王如何以史为鉴呢？

当时的惯例是，帝王不能观看当代国史，也就是说，李世民不能看贞观年间的国史。至于前代国史，亦即武德年间及以前的国史，李世民是能看的，而且是应该看的，历代史官记载历史，一个重要目的不就是留给后代帝王借鉴学习的嘛。据《贞观政要》记载，李世民想看国史的时候，提出的问题也是为什么不能看当代国史：

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

因此，李世民观看《高祖实录》，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要说违规的，是李世民看了《今上实录》（截至贞观十四年止），而玄武门之变记载在哪里呢？显然是《高祖实录》。因此，李世民看《高祖实录》，并看到了玄武门之变的记载，完全符合惯例呀。

四、李世民对待史官及史料的态度

贞观年间，李世民对史官是非常尊重和维护的，给了史官很大的权力，李世民与宰相议事的时候，起居郎是要在场记录的，因此，贞观年间的史料记载非常完备。等到高宗时期，就取消了起居郎的这一项权力。据《唐会要》卷五十六记载：

贞观中，每日仗退后，太宗与宰臣参议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执简记录。由是贞观注记政事，称为毕备。及高宗朝会，端拱无言，有司唯奏辞见二事。其后许敬宗、李义府用权，多妄论奏，恐史官直书其短，遂奏令随仗便出，不得备闻机务，因为故事。

试想，如果李世民真的像现在某些人想的那么阴险腹黑，试图篡改史书，那他何必让起居郎直接参与最核心、最机密的场合呢？何必留下第一手的资料呢？还得麻烦李世民他老人家自己以后再去修改。他像高宗一样直接把起居郎赶走、几个人在小黑屋里面秘密议论多好。

李世民敢于让史官现场据实记录，充分说明李世民对于史官、对于史料是非常尊重和维护的。

我们这里不妨对比一下隋朝。隋文帝和隋炀帝倒是都没有留下观看国史、甚至修改国史的名声，但是人家干预史官记载的手段堪称一流，据《魏郑公谏录》记载：

（太宗）又问：“隋代谁作起居舍人？”公（魏征）对曰：“崔祖浚、杜之松、蔡允恭、虞南（虞世南）等。臣每见虞南（虞世南）说，祖浚作舍人时，大欲记录，但隋主意不在此，每须书、手、纸、笔，所司多不即供，为此，私将笔抄录，非唯经乱零落，当时亦不悉具。”

大家看看，隋朝皇帝直接从源头下手，我不给你纸笔，你就没办法记录了吧。

综合以上分析，没有证据证明李世民改史。李世民对史官、对史料都是非常尊重的。

以上是我的一点简单分析，欢迎大家讨论。

如对唐朝历史感兴趣，请关注我，继续深入讨论。

史学家司马光对北宋王朝的发展有何影响？

司马光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之一，但是作为政治家，他为相仅仅一年有余，却对北宋王朝伤害巨大，可以说他就是北宋王朝的掘墓人。

司马光（剧照）

变法路线之争

治平四年(1067年)赵顼登基为大宋第六位皇帝。史称宋神宗。神宗面对的大宋积弊已久冗官、冗兵、冗费造成了大宋积贫、积弱。宋神宗是励精图治的帝位，他需要变法图强。于是这个时候大宋双壁王安石和司马光进入了宋神宗候选名单。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仁宗朝的进士，原先是好友，可性格也截然相反。司马光老成持重、沉稳谨慎，而王安石刚毅进取、固执坚韧。不仅如此，两人的治国理念也完全不同：

司马光的富国强兵战略：

司马光诊断了导致大宋积弊的主要原因：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

就是：用钱太奢侈，赏赐官员不够节俭，皇亲国戚太多消耗财富、冗官太多、军队疲弱。

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就是节流：农业为本、节约开支、仁义治国、注重吏治。

可现在大宋的财政支出年年增加，财政赤字不堪重负，仅仅靠节约如杯水车薪，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王安石的富国强兵战略：

王安石的主张和司马光正好相反，他主张是“开源”，并给出了一个宋神宗非常感兴趣的解决方案——“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就是通过理财，不用给老百姓加税，就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而使国库充足。

王安石

王安石变法

对于宋神宗，“节流”是几十年来的老调重弹，仁宗朝就已经开始节流了，可是效果堪忧。神宗需要的是富国强兵，仅仅节流，连应付当下财政支出都不够，更不用说实现平西夏，伐契丹的理想。

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变法革新就此开始。

富国：

经过十几年的变法革新，大宋国力逐渐强盛、国库充裕，据宋人毕仲游《上门下侍郎司马温公书》记载，变法后国库积蓄可供整个大宋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彻底改变了北宋"积贫"的局面。

“今诸路常平，免役，坊场，河渡，户绝庄产之钱粟，无虑数十百巨万。如一归地官（指户部）以为经费，可以支二十年用。...”——毕仲游《上门下侍郎司马温公书》

除了国库收入增加，社会经济发展，人民负担减轻，也呈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商业繁荣景象，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和生产力的飞速提升。而农业不但没有受影响，反而提升，据《文献通考》记载，宋神宗元丰年间天下垦田数比宋英宗治平年间多了20余万顷。

强兵：

随着各种强兵的变法逐步推出，大宋“冗兵”的问题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军队总数由宋英宗治平元年的一百一十八万人，缩编到了八十万人，军费也节省下一千三百多万贯。

军队整编之后军队更精锐。

宋神宗熙宁年间出兵河湟地区（即今甘肃临洮、 *** 至青海乐都和西宁一带），至熙宁六年，大宋拓地2000余里，是宋太宗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开疆拓土。

熙宁九年，宋神宗出兵击退了入侵的交趾军，收复失地，并攻入交趾境内，破城无数，斩交趾太子李洪真，俘左郎将阮根，交趾军损伤惨重，割地求和。

元丰年间发动五路大军伐夏，虽然先胜后败，损失不少，但是大宋还是收复了 *** 、会州等重要战略地区。

司马光废除新法

神宗驾崩后，宋哲宗登基，高太后垂帘听政，召回司马光为宰相。

司马光为相后不到一年就陆续废除了一切新法，将支持新法的大臣全部贬谪出朝廷。不仅如此，对于西夏，司马光主张妥协求和，主动把神宗时期大宋军士耗尽生命和鲜血夺取的安疆、葭芦、浮屠、米脂四寨的土地，重新割让给西夏。

至此宋神宗十几年的努力功亏一篑。大宋富国强兵之路崩塌，从此大宋陷入无休无止的党争之中。

宋哲宗亲政后，又全面恢复了新法，这时王安石和司马光都去世了，朝廷召回新党大臣，将反对变法的大臣全部贬黜出朝廷。如此来回折腾，大宋元气大伤。

宋哲宗

结语

司马光上台为相之后，如果能够审时度势，改正新法中的缺点和不足，取长补短，也许大宋可以中兴，可惜司马光过于固执，为了反对而反对，只要是王安石的新法他就废除，最终导致大宋元气大伤，为北宋灭亡也埋下了伏笔。

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为什么叫“春秋”？

春秋时期之所以叫“春秋”而不叫“夏冬”，与一本书有很大关系。

我们都知道，在历史上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曾经威服天下的周天子，逐渐跌落神坛，诸侯们不仅不再拿其当回事，甚至胆大的还敢对其踹上几脚。

这个时期，就是著名的”春秋时期“。

所谓春秋时期，是指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共计295年的历史，在此期间，不仅周天子的权威遭到挑战，并且“礼崩乐坏”也由此开始，最终演变成了列国攻伐频频的“战国时代”。

不过，让人感到十分不解的是，这个特殊且重要的时期，为什么会取名为“春秋”？干嘛不叫“夏冬”呢？

实际上，之所以这个时期叫做“春秋”，并不是古人随便一拍脑袋定下来的，而是与一部史书有关。

这部史书，名字叫做《春秋》。

《春秋》这部书，很多人都认为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孔夫子，实际上，孔子只是在后期参与了修订工作，这部书最早的作者，则是鲁国的史官。

鲁国是周朝的诸侯国之一，其名义上的开国国君，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当初武王灭商后，将少昊之墟封给了周公，这便是鲁国的起源。

之后，由于周公要继续辅佐朝政，因此无法就封，不得已之下，他便派了儿子伯禽前往封地就国，所以，伯禽是鲁国的实际开国君主。

不过，鲁国史官写下《春秋》这部史书，并没有以伯禽为起点，而是以鲁国的第十四代君主鲁隐公登基开始，往后进行记叙的。

具体地说，其记叙的是从鲁隐公到鲁哀公，总共十二代君主的历史。

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部《春秋》，实际上是关于鲁国的历史，因此，其主要内容，都是该国诸侯、大夫、国人等失礼非礼之事。

所以，《春秋》也可以称作是一部鲁国的史书。

不过，在记叙与本国有关的事件同时，鲁国的史官还会收集其他诸侯国中，有关公侯大夫等人失礼非礼之事，另外也会记录诸侯国公侯间大夫等间书信内容。

因此，《春秋》一书中，也涵盖了当时发生的不少重大事件。

《春秋》这部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微言大义”，说得简单点，就是用最简练的话语，讲出最深刻的道理。

也正因为如此，由《春秋》这部书的撰写方式，衍生出了一个词语，叫做“春秋笔法”。

那么，孔子又为何对这部书进行整理修订呢？按照《史记》中的说法，孔子是在担任鲁国的司寇期间，有感于世风日下，朝纲败坏，因此便有心用历史教训作为警醒，来劝谏天下人。

所以，《春秋》也可以算是一部宣扬孔子思想的书籍。

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关于《春秋》这部书籍的性质定义，千百年来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认为，《春秋》是一部思想著作，其主要是为了弘扬孔子的思想。

而有人则认为，《春秋》则是一部历史学著作，其主题就是记录了那个时期的历史。

究竟是思想学著作？还是历史学著作？迄今为止，尚没有准确答案，但不可否认的是，《春秋》这部书中所开创的编年体例，为后世的史官记录历史时，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并且，经过孔子修订后的《春秋》，也打破了以往官方对史学的垄断，其私人修撰的性质，成为诸子百家争鸣的先声。

更重要的是，《春秋》一书，用“微言大义”的方式，将汉民族勇敢无畏，刚直无私的坚韧精神完整地表达了出来。

所以，《春秋》一书，实为不朽之经典。

而回到问题本身，这部《春秋》的书籍，和历史上的“春秋时期”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何两者都叫做春秋呢？

前文讲过，《春秋》一书，记录的是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242年中所发生的大事。

而这个时间段，恰好与当时的一个历史阶段基本吻合，因此，后世便把这个历史时间段，用“春秋”来命名。

并且，为了叙事方便，后世的史学家们，结合当时历史上发生的代表性事件，又分别对前后进行延伸，最终形成了我们熟悉的”春秋时期“。

那么，在整个”春秋时期“里，都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呢？

首先就是”平王东迁“，这个平王即周幽王的儿子周平王，他在继位之后，因旧都遭到犬戎肆意破坏，为了躲避侵袭，因此就在公元前770年下令迁都至洛邑。

而这一年，后世则定义为西周消亡、东周建立的一年，同时，这一年也被定义成“春秋时期”开始的一年。

之后，周平王罢免了有着拥立之功的郑庄公，改用心腹虢公，此举导致了郑庄公不满，为了安抚郑庄公情绪，周平王不得不将儿子送往郑国当人质，这便是著名的”周郑互质“事件。

这一事件的发生，标志着周天子的威信已经严重下降，但这还不算完，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令天下诸侯瞠目结舌的事情。

周郑互质后不久，由于边境问题，周平王的儿子周桓王率兵攻打郑国，按往常惯例，天子来伐，郑国理应俯首请罪才对。

但郑庄公不仅没有，反而领兵对抗，甚至，在对阵的过程中，郑国大将还一箭射中了周桓王的肩膀。

此事的发生，不仅让周天子的威信彻底扫地，同时也标志着“礼崩乐坏”的开始。

在此之后，郑国“再接再厉”，不仅占据了周天子的不少土地，同时又兼并了不少小诸侯国，一时间风头无两，成为中原实力强横的一个霸主。

有了郑国起“模范带头”作用，其他诸侯国也是有学有样，纷纷不再拿周天子当回事。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鲁国和楚国，在周桓王八年，鲁国的鲁桓公谋杀其兄长鲁隐公后自立，此举算是公开违背了周朝关于“诸侯国继位，必须接受周天子册封”的规定。

而楚国则是楚武王熊通，因为请求周桓王自立为王未得到批准，之后一怒之下，干脆直接自立为王，这就更让周朝的权威降到了冰点。

在此之后，其他诸侯国也纷纷进行了效仿，同时，为了扩充领土，众多诸侯国之间也爆发了大大小小的战争，不少小型的诸侯国就在这些战争中被一一兼并和消灭。

据史料记载，整个春秋时期，共发生了大小战事多达四百八十余起，而这些战事，导致了四十三名君主被敌国或者本国的臣子所杀。

最终，五个实力最为强横的诸侯国胜出，即齐、晋、宋、秦、楚，这五个诸侯国，合称为“春秋五霸”。

而在诸侯国们打来打去的同时，本应是天下共主的周王室，却结结实实当了一回“看客”，不仅无力阻止，甚至还得担心这些强大的诸侯会不会来攻打自己。

这便是历史上的“春秋时期”，该时期的主题，就是诸侯们日渐势大，而周王室却逐渐式微，最终演变成了一个“吉祥物”的存在。

而春秋时期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呢？公认的是，在东周的周威烈王在位时发生的“三家分晋”事件，是春秋时期结束的标志。

所谓“三家分晋”，是指发生在“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朝堂上的一次重大事件。

晋国在后期时，朝堂基本被几家列卿把持，其中，智家最为势大，且掌管了大部分权力，但当时智家的家主智伯瑶，因为一系列政策惹到了其他列卿，导致被群起而攻之。

最终，晋国的韩、赵、魏三家，用武力手段击败了智伯瑶，之后又趁机瓜分了晋国的全部土地，这便是“三家分晋”。

三家分晋发生后，韩、赵、魏三家派人前去洛邑，请周威烈王将他们三家封为诸侯，其实按照惯例这是不符合规制的，但无奈当时的周天子已经没什么话语权了，所以，只能点头同意，体验了一把什么叫做“印戳儿”的感觉。

自此，韩、赵、魏三家升级为韩、赵、魏三国，加上当时实力同样强盛的秦、楚、齐、燕四国，合称为“七雄”。

而春秋时期也就此结束，战国时代自此到来。

那么，既然可以叫“春秋时期”，是不是也可以叫做“夏冬时期”呢？为何古人会以“春秋”来命名，而不用“夏冬”呢？

主要的原因，在前文也已经讲过，将这个历史阶段命名为“春秋”，主要是取自鲁国史官以及孔子所编撰的《春秋》一书。

而这本书之所以会取名为“春秋”而不是“冬夏”，是因为春秋这两个季节，是古人生产活动最为频繁的时候。

众所周知，我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既然是农业社会，那“春种秋收”，就成了整个社会的最重要的事情。

春天播种，秋天收获，这是古代人民一年之中的重中之重。

同样的道理，春种秋收不仅关系到个人的生活，同时也关系到古代王朝的兴衰，春天播种不好，那自然秋天的收成也会不好。

因此，在每年春季到来时，各国的君主都会忙着督促和协调该国的农业生产活动，毕竟这是关系到这一年该国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到了秋天，粮食需要收获，今年收成好不好，收了多少，都要记录下来，并且有哪些问题，也要如实记叙。

因此，春天和秋天这两个季节，所围绕农业生产方面发生的事情很多，因此就需要史官大量着墨。

反观夏季和冬季，一个太热一个太冷，因此大部分时间，各国的人马都在休养生息，所以相应记录的事情也少了很多。

因此，用“春秋”而不用“夏冬”，实际上就是因为春秋两季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需要记录的事情多而已。

除此之外，春秋两季，也是各个诸侯国觐见天子，以及拜会盟友的好时候。

一般来说，在古代交通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诸侯国若是要去觐见周天子，一般都会选择在春秋两季。

为什么呢？首先春天和秋天不冷不热，适合出行，并且，秋天还是收获的季节，诸侯们可以带上本国的特产等进献天子。

而夏季和冬季的天气，则是酷暑和严寒，这个时候出行，无疑增加了难度。

另外，除了觐见天子，诸侯们也会在这两个季节拜会盟友，相互交流一下感情，所以，春秋两个季节，是外交活动最频繁的时候。

既然外交活动十分频繁，那么史官们自然就必须进行记录，比如在某年春，觐见了周天子，谈了什么内容，还有在某年秋，又拜见了哪个诸侯，双方制定了什么计划等等。

总之，同样是因为春秋两季发生的事情太多，因此记录的也相对多一点，所以才会以“春秋”为名。

此外，秋季也是诸侯们发起战争的最佳时机。

都知道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而在收获之后和进入冬季之前，这一段时间各个诸侯国由于有了新粮食的补充，因此个个信心满满，而在这种情况下，发起战争，算一下往年的旧账就成了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而我们翻阅历史的时候，也会发现，春秋时期大部分战争，很多都是发生在秋季，毕竟经过了夏季的休养，此时不管是士兵还是马匹，都膘肥体壮，再加上粮仓富裕，所以打起仗来也有了充足的底气。

总体来说，古人之所以会采用”春秋“作为史书的名字，主要还是因为在春天和秋天这两个季节中，要干的事情，和发生的事情有很多，而相比之下，夏季和冬季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休养生息饿的时候，所以，用春秋其实也代表了整个年度。

还有一种说法，是说古人之所以用春秋为名，是因为在最早的时候，历法中并没有夏、冬这两个季节，只有“春、秋”之分。

天气暖和的时候，便称为“春”，逐渐转凉后，便称为“秋”，就这么简单。

不管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古人用“春秋”来命名那个特殊的时期，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时期是古代中国一个社会形态、思想意识发生巨大改变的时期，周天子的式微以及诸侯的崛起，都为后来的战国时代以及六国统一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从北宋到清代判断正统王朝的理由是什么？

中国历史上，新的王朝为了确立自身的合法性和正统性，一般会采取改服饰、改历法等手段，纵观中国历史，除了几个比较大的统一王朝外，还存在着诸多小的王朝和割据政权，那么，究竟怎样判断王朝的正统性呢？今天小编就以北宋到清朝这一段时间来举例。

北宋到清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近代的时期，而在这一段时期内，中国大地上除了宋、元、明、清这几个比较大的王朝外，还先后存在过一些比较小的割据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比如辽朝、金朝、西夏、北元、西辽等，明朝灭亡后，明朝的残余势力还建立过南明政权，虽然这些政权都得到历史学家的承认，但是中国的历史学家却普遍不以他们为正统王朝。

原因之一与历史的书写有关。所谓正统性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一代又一代的历史书写中所确立的。中国古代一直有官方修史的传统，而少数民族政权则很少有修史的传统，比如辽朝和西夏就没有自己修过本朝的历史，金朝也同样没有修过本朝的历史，而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关于辽、西夏和金的描述都是来自于《宋史》或者《元史》等正史，这也就造成了为什么这些王朝不被视为正统王朝的原因。套用西方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的一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原因之二则是与王朝建立的地点以及它所影响的范围有很大关系。比如清朝在入关之前的历史就不被视为正统历史，因为满清在入关之前所生活的地方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九州之地，所以不被认同。而北元的影响范围有些甚至已经到了现在的俄罗斯的国境范围内。南明王朝虽然在体制上承继了明朝，但是南明王朝的影响范围是在不断减少的。所以，在1644年之后，历史学家们就以清朝为正统。

虽然现在对于一些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已经越来越重视，但是把所有的割据政权和少数民族王朝都视为正统王朝的可能性还是非常低的。

文章分享结束，古代修史的原则和中国古代修史的原则的答案你都知道了吗？欢迎再次光临本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