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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打假人犯罪(最新驳回职业打假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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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这个18岁的年轻人,决心高中辍学,踏上了一条自主选择的通往“顶端”(广州、深圳)的成长之路,试图用自由和高收入来接近自己想象中的城市生活。在这次被法律警告之前,他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条独特却高效的成长之路,但他没想到,就像县城街头的电动车骑手一样,这条路看似快,实则险。

记者|吴树斌

编辑|陈晓

800箱

陈智强喜欢强调他是一个从不浪费时间的“积极分子”。原定的见面时间是下午2点,提前两个小时,他在微信上建议“要不我现在就去,我们马上就可以开始谈事情了”。大约10分钟后,他骑着暗红色的电动车来到了见面的小餐馆。这个速度比导航软件预测的要快。毕竟餐厅离他家近4公里。

但是“强制权力”看起来很危险。他会在的车辆中过马路,看着远处车不近的空隙,突然加速,电动车“噌”地冲过车流的空隙。坐在后座的人必须时刻用手抓住车后的支架,否则突然的变速会让人摔倒。

然而,这种过马路的方式在这个名叫徐闻的小县城却很常见。这是一个看起来并不“现代”的城市。建筑大多老旧,至今没有高铁。从最近的大城市湛江坐公交车要两个小时。你一下车,就有七八辆摩托车围着你。戴着各种颜色头盔的司机用方言热情地说着什么。他们虽然听不懂,但大概能猜出“要去哪里”“要不要骑摩托车”。

城市里几乎没有出租车和滴滴。如果你想坐车,在等待的20分钟里,你会经历几次失望:每隔几分钟,从县城到各个乡镇的小巴就会停在公交车站“接客”,带走一个又一个回村的人,但穿梭在县城的公交车依然没有出现。也有办法解决困局:如果不信任热情但鲁莽的摩托车司机,可以在路边轻松扫码开一辆共享电动自行车。

电动车和摩托车是徐闻县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在红绿灯路口专门划出一块“电动车等候区”。它们体积小,速度快,拥有一些机动车没有的交通“特权”。在一条四车道的马路中间,一条长长的锌合金栅栏将两边迎面而来的车流隔开。每隔几百米,栅栏上就会破开一排缺口,供行人过马路。电动车和摩托车司机不愿意绕过远处的红绿灯,也选择在这里调头。

陈智强冲过去和记者谈的是他最近惹上的“麻烦事”。从2021年2月到12月,18岁的陈智强在徐闻县法院起诉了800多起案件。案件内容大同小异,都是各种食品安全问题,包括假货、虚假宣传、无质检报告等。甚至进口食品也不贴中文标签。这些食物大部分都是他从网上各地买来的。根据法律规定,网络食品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人民法院受理了800多起诉讼。

“打假是为了赚钱。”陈智强毫不掩饰他做这些事情的目的,但他强调他的“打假”是在法律框架内。“我是法人。”他告诉本报记者,“我自学过民法和刑法。如果直接打官司,和敲诈勒索没关系。如果商家对赔偿有异议,就让法院来裁决吧。”他提起800多次打假诉讼,除了200多次和解,其他都被法院以“职业打假人”为由驳回。他没有气馁,像一个从容面对职场成败的老兵。“输了就输了,反正下次会把成本赢回来”。

但在12月27日,陈智强突然从法院收到一份《民事裁定书》。这原本是一场普通的“打假官司”。陈智强作为原告,起诉珠海某食品公司销售的罐头食品未提 *** 品质量检验合格证,要求商家赔偿。案件开庭后,法院照常驳回了陈智强的诉讼,但这份裁定书最后增加了几段:“本院认为,陈智强利用商家的恐慌心理,迫使其妥协,多次向商家索要钱财,数额特别巨大。他涉嫌敲诈勒索,并将陈智强敲诈勒索的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徐闻县公安局于2021年12月16日作出立案决定,决定对陈智强立案侦查。

当我第一次收到裁决时,陈智强说他惊出了一身冷汗。“没想到会被法院抓到。”这个18岁的年轻人,决心高中辍学,踏上了一条自主选择的通往“顶端”(广州、深圳)的成长之路,试图用自由和高收入来接近自己想象中的城市生活。在这一次收到法律的警告之前,他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条独特却高效的成长之路,没想到在县城的大街上,这条路像电动车骑手一样快,其实很危险。在与本报记者的交谈中,他极力表现出超越年龄的“深度思考”,但同时又透露出资源有限的年轻人对未来的迷茫:如果不骑电动车,如何到达目的地?

出口

陈智强最初的目的很简单:尽快长大,早点赚钱。

他现在居住的徐闻县,位于中国最南端的县城——广东省湛江市的西南部,隔着琼州海峡,对岸是海南岛。唐代文献中记载“欲除贫,当学徐闻”,意思是说,欲除贫,当去徐闻。沿海地区的人们世代捕鱼,海鲜好吃的时候总能卖个好价钱。近年来,海滨居民登上了旅游快车,在“Mainland China南极村”等景点旁边开民宿、农家乐也是一笔不错的生意。

然而,陈智强一家未能享受到地理优势带来的好处。他的父母20年前从邻县搬到徐闻市,在那里工作并成家。他们不是渔民,没有农田可以种植,只有小学学历,不会说普通话,很难去外面的城市谋生。我家住在徐闻县的一个“城中村”,就像漂浮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远离海边,距离县城中心几公里。好在父亲手脚勤快,也会和人打交道。靠着多年积累的县里人脉,他开着皮卡车拉货为生。母亲是全职主妇,在家照顾丈夫和三个孩子。夫妻俩努力了十几年。两年前,他们用自己的积蓄,还借了一些外债,凑了八九十万元,在村里盖了一栋三层楼。十几年来,全家人挤在现在用作厨房和车库的三间平房里。

陈智强是这个家庭的长子。虽然他的父母没有时间和能力辅导他的学习,但他说他在学校的成绩还不错。他初中也是听大人的话,好好学习。他被全县前三名的高中录取了,但是wh

在最普及的教育上升通道上,地处偏远的徐闻县并无优势。陈智强说,他初中的好朋友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全班第一,最后高考只比本科线高10分。“我真的很难考上他那种学校的本科。”甚至那些读完大学甚至本科的亲戚,也没有在城里找到什么体面的工作,或者去做销售,或者去创业。他们忙得不可开交,最后也没挣到钱,不仅“娶不到媳妇,买不到房,买不到车”,有的人还负债累累。“他们确实读过书,但相处得没有我爸好”。

从高中开始,陈智强就一直在思考自己的出路。他曾经在广东惠州的一家工厂工作。这是一家专门生产圣诞产品的工厂。陈智强的任务是在装配线上将两个内部零件拧在一起。这个动作很小,他不知道流水线末端的成品是圣诞树、圣诞老人玩偶,还是别的什么。这台机器的组装要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只有吃饭的短暂休息。“我好累,老板动不动就骂人,我没空!”仅仅过了三天,陈智强就不想做了。我身边有朋友去了珠三角比较大的城市,但是大部分都是在奶茶店和餐厅做服务员,一个月四千多块钱。

“你觉得服务员的工作怎么样?”陈智强问本报记者。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在一所中学旁边的快餐店里。许多穿着蓝白制服的学生正在餐厅吃午饭。陈智强看起来就像他们一样。他留着比平头稍长的头发,黝黑的脸颊两侧长着小疙瘩,穿着薄薄的灰色外套和运动裤。但他试图表明自己与同龄人不同。——更成熟,更有经验,更有野心。问完关于服务员的问题,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接着说:“我不喜欢。一点都不技术。”他想找到一种既能尽快盈利,又不单纯“劳苦”的进城方式。但对于一个放弃了教育渠道,又没有其他社会资源的县城青年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法人

陈智强知道手机新闻中的“打假”这个“职业”。

高一的时候,他刷了一条新闻。一个“打假人”买了一万元的红酒,以红酒上没有标签为由,向商家索赔10倍。最后,法院判决赔偿10万元。陈智强被这个巨大的数字震惊了。他搜索“打假”,浏览了几个类似的案例。“这个命令像老虎一样凶猛。做几单都是几十万。”只需要打几场官司就能挣钱盖新房。陈智强有点“动心”了。更重要的是,这种赚钱方法似乎触手可及。“没有门槛。他不是律师,也不是法官,只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对吧?只要是成年人,都可以起诉。”

接下来的几天,他根据新闻,在网上搜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看了知名打假人王海的案子,最后把目光定格在了食品领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规定,“发生食品、药品质量纠纷,买受人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买受人明知有质量问题仍购买食品、药品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陈智强反复研究这个规定,得出了自己的理解:“也就是说,如果食品或者药品有问题,不管你是职业打假人还是消费者,法院都会支持,食品可以10倍赔偿。”

《织福经》发现后两个月,陈智强对第一个“猎物”采取了行动。他在电商平台上看中了一款蜜汁,翻了翻评论区,仔细看了每一张蓝图。“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但我主要看包装图片。上面没有标签。这不符合法律。我一定会打它”。陈智强花了928元每罐蜂蜜58元,一口气买了16瓶——,这对他一个高中生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当时他的高中是寄宿制学校,父母每周会给他200元生活费。陈智强通过攒钱,在一个半月内攒下了这笔“启动资金”。

之后事情按照他事先知道的流程进行:他先和商家私下协商,商家接受退货退款,但拒绝支付10倍赔偿。陈智强搜索了网上的起诉书模板,修改了原告、被告、产品等信息,准备上诉。但是事情都卡在年龄上了。那一年,他才15岁,还没成年,需要父母陪他去法院立案。我妈很担心,“为什么非要为了几瓶蜂蜜去打官司,万一被报复呢?”陈智强不同意。“第一,这个生意是在山东。他来广东 *** 一万块钱的可能性不大;第二,对我来说不麻烦。如果你输了,你会得到教训;如果你赢了,你会得到10倍的报酬。”他的父母很不情愿的陪他去了法院,但立案后,他们天天在家念叨着心事。在民众朴素的意识里,司法系统永远和麻烦有关,最好不要沾染。陈智强读书读烦了,最后同意撤诉,但暗暗下定决心“再学两年,等他成年了,就自己干”。

他开始自学法律。从高一下学期开始,陈智强利用课余时间在学校阅读法律书籍。他不喜欢和同学交往。他觉得他们很幼稚,“只知道玩游戏”。在同学眼里,他是个“怪人”,提到他会带着一丝惊讶和戏谑。"陈智强正在学习法律。"一个以前高中同班的男生,现在在广州上大学。他告诉记者,他最近看了新闻,才知道陈智强在高中读法律书籍是为了“打假”。但他还是觉得有点可笑。“这只是一个插曲。再说,读了几本书,一个高中学历的人算不算法律人?”

普通人常常把司法与“麻烦”联系在一起,但陈智强从高中起就一直掌管着法院。在他心中,这是一个“高处”。

事实上,从高三上学期期末开始,陈智强就已经休学了。他从学校搬回来一堆自学的法学书籍,包括民法、产权保护法、法院判例等。靠着这些复杂甚至一点点的知识,他在退学前就在一个假官司中赚了钱。在这起诉讼中,陈智强扮演了“挡箭牌”的角色,帮助“打假”商家撰写答辩状。他为有“打假”纠纷的商家搜索裁判文书,主动联系对方,表示可以提供法律援助。一名商人被起诉索赔10万元后,找到陈智强帮忙写了一份答辩状。为了更专业,陈智强还花了几十块钱在网上咨询专业律师。最后,他在回复中列举了两点理由:“第一,对方是职业打假人,不是消费者;二是购买的商品没有造成实际损害。”最后商家赢了官司,赔了他近5000元。

这是陈智强“依靠法律知识”赚的第一笔钱。但除了钱,他更重要的收获是对自己是“法律人”的信心。虽然“蜂蜜造假案”不了了之,但他记得第一次踏上法院大楼前的台阶时,他感受到了一种“力量感”。“他特别高,很欣赏这个地方。普通人会觉得打官司很麻烦。对于我这样的法律人来说,这就是天堂。我想要的是以后更努力地学习法律,更常来这里”。

陈智强也说不清自己对法律的兴趣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但他仍然记得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热播的时候,剧中的法官陈清泉说:“我有权解释法律条文。”他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来惠州工作,干了三天就想走。老板拒绝给他发工资,说他只有工作七天才能拿到工资。他不想太纠结,就买了票跑回家。“我学了法律才知道。没有这样的规定。我得支付一天的费用。所以还是要懂法律。法律学得好,就不会被随意忽悠了。”

疯狂的诉讼

2022年1月的一天,陈智强把我们的记者带到他家。这是一座西式小楼,尖顶别墅的造型,门廊两侧立着两根威武的罗马圆柱。在“城中村”里还挺气派的,但屋里的陈设很简单。一楼的餐厅和二楼的客厅里,除了基本的餐桌椅、茶几和茶具,没有其他的装饰,偌大的房子空无一人。陈智强的房间地板上堆着两大袋茶叶,这是他造假失败时“砸手”的猎物。3354起诉后,法院既不支持他的诉求,商家也不愿意和解退款。这种情况在他身上发生了不下十几次。更显眼的是书架上的十几个文件袋,里面整齐地叠放着上百份判决书。这是他与法院打交道留下的全部书面材料,是他作为“法律人”的证词。

虽然第一笔钱是给商家写回信赚的,但陈智强更愿意做的是“打假”。回复是乙方写的,要等业务上门,而打假人离甲方更近,进退都在自己手里。他打响指,迎接自己——18岁的成年,这意味着他可以独立上诉。生日前300天,陈智强开始在朋友圈倒数,直到生日前两天。“离这学期结束还有五天,下一步就要出去工作了”。

生日后的第二天,他终于独自走进了期待已久的徐闻县法院。这一次,他想起诉离家不远的一家小超市。陈智强在超市闲逛时,发现“塔吉特”3354货架上的腊肉已经过期半年了。“没想到出门就被我碰到了。”陈智强非常兴奋。“逾期问题是致命的,法院会支持的。”货架上有十几袋这种腊肉,每袋10元左右,但他小心翼翼地只拿了一袋。“毕竟是本地人,小吵小闹也没什么。几百块,几万块,人身安全也要考虑进去。”

他没有和商家协商,而是直接去法院打官司。陈智强回忆说,当他第一次独自去法院时,他“既兴奋又紧张,生怕法院不给自己立案”。结果法院当天就受理了。超市老板是一名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子,陈智强拒绝了他赔偿300元的提议。“我知道你家在哪里,所以要小心。”老板带着威胁的语气。陈智强硬着头皮回答,“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别磨蹭了,这是法治社会。”最后,陈智强提出的索赔金额1000元,谈成了500元。在法庭外,刚刚撤诉的陈智强从超市员工那里拿了钱。

第一次胜诉后,陈智强的操作越来越熟练。他每天浏览购物平台上的食品,寻找那些可能存在的问题:没有产品合格证,进口产品没有质检报告和中文标签,食品配料表显示的药品,虚假宣传……收到快递后,陈智强直接起诉到法院,规避了敲诈勒索的风险。他早上8点开始工作,骑着电动车去村里的快递点拿回三五个快递,然后开始写诉讼材料,到法院立案,调解,开庭。他没有任何帮手,所以他必须自己写诉状、立案、开庭或达成和解。但他的“业务”已经很熟练了,五分钟就能修改一份新的起诉书。

被起诉的商家米先生告诉本报记者,曾在他们淘宝店购买了一箱汇源果汁,后以“无进口商品检验合格证和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为由起诉至法院。接到传票后,米先生很快判断,他遇到了另一个职业打假人。他的店几乎一个月就遇到一次这样的索赔,让人无法忍受。

“每个人(购物)都是一个搜索关键词。为了增加曝光度,标题和实际的东西不一样。比如一瓶牛奶,你在标题里写早餐奶,但是盒子上没有早餐奶这个词,所以他们抓到了这个。其次,电商发布产品时,有些选项必须勾选。比如牛奶盒没有直接标注糖,但是碳水化合物是含糖的。你得检查后台有没有糖。你到底要不要写?”很多时候,米先生会选择和解,并给予500到2000元的补偿。“他们向工商投诉,我们很容易被罚款。”

在收到这份传票后,米先生还接到了一个来自陈智强的“私人”电话,但他没有同意。“他(陈智强)也不是很专业。他只是拿了一个产品起诉。我们有所有的证据。他有点极端,直接去法院起诉。我们也正好有合理的地方。”在专业人士看来,陈智强的“打假”方法实在是不成熟,或者说粗糙。山东德恒律师事务所的郭培明告诉本报记者,成熟的“职业打假人”往往会更深入地判断商家是否有故意欺骗消费者的意图,甚至会自费将食品送到专业实验室,检查内部成分是否符合规定。“打假”的前身王海在与陈智强的直播中也提到“打假不是简单机械的法律适用”。

果然,法院以同样的理由驳回了陈智强对米先生商店的上诉。“为获利而购买涉案产品的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陈智强不在乎法院的驳回。在准备“打假”时,他查询了网上裁判文书上的案例,发现除了青岛、广州等少数城市,大部分地区的法院都不支持“职业打假人”的诉讼请求。“湛江也没有支持的先例。如果法院认定你是职业打假人,会直接驳回。”但他还是坚持上诉,成功和解可以获得赔偿。没有法院的支持,他也可以提高自己的声誉。“我必须留下一个箱子。否则,我会出去说,我是陈智强。谁认识我?他们在网上搜了一下,发现我的案子太多了,名声都出去了。”

在过去的10个月里,陈智强已经提起了800多起关于“假冒”食品的诉讼。太忙的“生意”也导致了一些可笑的意外。他曾经买过某品牌的避孕套,起诉书中提到该产品“违反了食品安全法”。据徐闻县法院统计,近三年来,法院每年受理的民事案件在2000件左右。仅陈智强提交的案件数量就已经是去年受理案件的三分之一。

他确实因此而出名。在2021年7月的一次庭审视频中,法官问陈智强,“你在我们法院提起了多少起产品销售者的案件?”

“我不知道。”陈智强回答道。

“自诉的次数,你说你不知道?”一些法官呼吸急促。“你不能好好说话。你在徐闻法院起诉!你不老实!”

“忘记也是我的权利。”陈智强看起来有点慌张,但他没有退缩。“不老实,你罚我款,拘留我!我问过几十个律师才敢这么说!”他截取了这个片段放到网上,“播放量百万”。

将来的

“你觉得我看起来有多大?”第一次和他共进午餐时,陈智强一边随意搅拌着面前的面条,一边问我们的记者。比起意大利面,他更喜欢炸鸡、汉堡和薯条,但是为了表示他的好客,他让我决定吃什么。当我确认他的年龄是18岁时,他拐弯抹角地说:“我白20了,马上就要过19岁生日了。”“我做社会人很久了。很多人说我看起来像21岁!”

经历了800多场官司,不知道该说勤奋还是疯狂,陈智强对自己作为一个有能力“混社会”的成年人更有信心了。第一次在电话中,本报记者询问能否和父母了解案情。他很干脆地拒绝了,“老头子不懂。我已经是个成熟的男人了,你就跟我学吧。”面试时,他一脸飞色地说,他和县里某局局长是微信好友,对方曾发微信邀请他去办公室喝茶;去县人大办事,工作人员“一听说我是陈智强就站起来给我敬礼”。从他在县城的生活经历来看,这些表演证明了他的名气和人脉,这两者都是非常重要和难得的社会资源。

随着他的“名气”越来越大,陈智强也收了一个“徒弟”。他的联系方式很容易在网上查到。有人加了他的微信,想跟他学“打假”。陈智强邀请对方进入一个“打假” *** 交流群,会费300多元。成员们可以私下一对一地向陈智强提问,也可以在群里交流“打假”的经验。他们咨询的多是基础问题,包括如何寻找猎物,如何写起诉书,立案的流程是怎样的,会不会被报复。最多的时候,群里有近50人。

这是一群和他一样的年轻人。十七八岁或者二十出头的年纪,大多来自广西、河北、贵州的县城,已经早早步入社会,在不同角落打拼的同时,向往着一条通往自由、成熟、尊严的捷径。“大家都想试一试,看能不能赚点钱。”陈智强记得,在专科学校的一个“徒弟”曾经给他打电话,哭诉他女朋友吵架分手的事。“我女朋友觉得他在这个技校没前途,所以想找点别的门路挣钱”。有些人甚至从北京跑到湛江去找他,希望和陈智强的名气“联手做点事”。这位搭档在酒吧做DJ。一次调研后,他觉得“湛江市场环境不好”,匆匆结束了调研。

然而,学徒期只持续了两个月。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陈智强的“打假”之路开始不那么顺畅了。愿意与陈智强和解的商家越来越少;一旦审判开始,陈智强的上诉无一例外地被驳回。他将原因归结于裁判文书网上裁判结果的公布。“商家看我没打赢官司,不愿意和解。”“打假”的经济效益也不容乐观。在他提起的800多起诉讼中,法院组织和私下调解的有200多起,陈智强共获得赔偿10多万元。但按照每件案子50元的诉讼费计算,今年他花在官司上的诉讼费有5到6万元;传票无法送达商家,报纸宣传费2万元左右;我去打印店打印起诉材料,又花了一两万块钱。扣除一些“砸手”的货款和生活费,剩下的十几万赔偿所剩无几。

而徐文在法院裁定书中的“立案侦查”,终结了他的“打假”之路。法院认为,陈智强以“格式”为由向法院恶意起诉商家,利用部分商家考虑到诉讼成本高,怕自己进一步名誉扫地而私了,以获得和解赔偿,获取经济利益,并以法院为平台进行其利益诉求。

接到这个裁决后,陈智强出了一身冷汗。上诉原本是他接近法院“理想殿堂”的一种方式。原本,他打算在“打假”出名后,去律师事务所学习如何当一名“律师”。3354他对“律师”这个职业有好感。“网上咨询的律师都很尊重我,不会因为我年轻就看不起我”。

除了“打假”,他还给全国各地法院写信、 *** ,反映法院在网上张贴裁判文书时未能告知当事人的问题。其中雷州市法院给他发来回复“建议正确……我给你两本法律书”。《民事诉讼法》和《人民法院案例》的书也被堆在衣柜的书堆上,回复被他扫描成文件保存在手机里。但现在,这些和几件刚收到房间还没来得及起诉的商品一样,成了他“打假”事业的残局。每天除了找律师咨询自己的案情,查询过往案例,或者在网上接受记者采访,他还在思考一个问题: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采访中,他问了本报记者多个与案件无关的问题:在北京读研究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大城市的人结婚前都买房吗?城里人真的接受家里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儿子吗?记者的工作会经常有危险吗?我们的记者告诉他,记者经常出差,一出去就在外面一个星期。他说在他们那里,中午不回家吃饭的人就被认为是不顾家,一个星期不回家肯定不行。当得知记者家只有一个女孩时,他说,在他们那里,没有儿子就相当于没有后代。很多时候,“外面的世界”和“我们在这里”的区别似乎超出了他的想象。当他想不出任何话来回应时,他对自己说:“还能这样吗?”

怎样才能到达“外面的世界”?陈智强说,如果这次能平安着陆,他打算去暨南大学教育学院,读自考本科,每年学费3万元,然后通过考研或特插本获得参加司法考试的机会。“想了想,做律师还是要有个学位。高中学历连公务员都当不了。”采访结束,已经是晚上了,他带着我们的记者去了他上学的初中和高中。“说到这,我已经好几年没见过老师了。我以前和他关系很好。”他指着几个正在操场上跑步的学生。“高中的时候,我也会一个人在操场这边玩。”说这话的时候,他很少流露出对学生时代的感情和眷恋。

(实习生劳拉和栗鹏对本文也有帮助)

本文到此结束,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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